校服作为教育治理的载体，其管理模式改革始终牵动教育公平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神经。近年来，发源于深圳的“一市一款”校服模式在全国多地加速推广，但在落地过程中，受区域发展差异、政策衔接不足等因素影响，不仅呈现出“进展分化、问题凸显”的复杂态势，引发了广泛的舆论争议。本文基于各地推进数据与实践案例，系统梳理“一市一款”模式的发展现状与突出矛盾，为政策优化提供现实依据。
一、模式起源：深圳“统一”模式的特殊性成因
深圳作为全国首个推行“一市一款”的城市，其模式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烙印。2002年，深圳率先实施全市统一校服政策，核心驱动力源于三方面：一是气候适配性，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决定了校服需以透气吸汗的基础运动款为主，复杂设计既不实用也不经济；二是社会认同需求，“移民城市”的人口构成导致地域审美差异大，统一校服成为弱化经济攀比、构建集体归属感的简易路径；三是管理效率导向，早期“效率优先”的城市定位下，统一校服通过减少校际差异降低了教育管理成本。
展开剩余87%依托珠三角成熟的服装制造产业集群，深圳构建了从布料印染到成衣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为模式持续落地提供了产业支撑。这种“政策先行+产业配套”的双重条件，使其在推行初期实现了“降低管理复杂度”的目标，也成为后续多地效仿的“范本”。但需注意的是，深圳模式的合理性建立在特定条件之上，并非普适性方案。
二、全国推广现状：区域分化的推进格局
截至2025年8月，全国已有辽宁、江西、广东三省，以及哈尔滨市、绵阳市安州区、荆州市、南宁市、柳州市、重庆市等地不同程度上推行“一市一款”模式，总共涉及30余个城市，但各地进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形成“先行成熟区、快速推进区、谨慎探索区”的梯度格局。
（一）先行成熟区：两广核心城市的深度实践
以广东为代表的先行地区已完成模式落地并进入迭代阶段。深圳作为发源地已实施20余年，其蓝白运动服款式虽20余年未实质调整；江门市2019年实现全市统一，建立了覆盖小学至高中的全学段体系；佛山则以“分区统一、市场定价”推进改革，2025年秋季学期起，禅城、高明、三水三区新生校服可通过专卖店、电商平台、各大商超等自由选购，顺德区早在2012年便完成改革，南海区也将在2027年跟进；河源市同步推行新款统一校服，允许旧款自然淘汰，兼顾过渡性与改革性。除了广东省各市，广西南宁也是全国最早一批推行“一市一款”的城市，其校服历经了6次更新。
此类地区的共性特征是：均已出台管理办法（如深圳2003年发布专项办法）、建立稳定供应商体系、实现校服常态化生产。但同时也暴露垄断隐患——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深圳教育局在招标中引导企业形成价格垄断协议，2014年后校服价格脱离原材料波动僵固不变，2024年抽检不合格率仍达12.7%，质量与价格双失衡问题凸显。
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评论区吐槽，统一招标的校服千篇一律，款式如同“面口袋”，毫无美感可言。还有家长质疑，“拟定的根本就不是投票选的，这些也没有经过投票，都是内定的，还说搞投票。”
（二）快速推进区：江西全省的密集落地
江西省成为“一市一款”推广速度最快的省份，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省11个地级市（宜春市、赣州市、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鹰潭市、新余市、上饶市、萍乡市、吉安市）实现中学校服统一，并搭建省级展示平台。以赣州为例，赣州在江西省内最先发布“一市一款”校服设计征集公告，并迅速在当地新华书店、线上小程序等途径开放售卖。然而，赣州等地在投票阶段便陷入了刷票质疑。作为活动公众投票平台项目研发承接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于6月12日发布声明，称确认存在利用非正常手段进行刷票的行为。
该省的推进特点表现为“市级自主探索、省级政策缺位”——省级文件未明确提及“一市一款”内容，导致各地标准不一。如九江市沿用2023年8月发布的管理办法，而其他城市多以临时通知形式推进工作，政策连贯性存在不足。这种“无顶层设计”的推进模式，虽加快了落地速度，但也埋下标准混乱的隐患。
（三）谨慎探索区：辽宁及北方省份的阶段式推进
辽宁省采取“全省统筹、同步启动”策略，沈阳、大连、鞍山等12个地级市均于202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集中开展校服款式征集，明确要求设计须具备“文化性、实用性、美观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其中，沈阳是辽宁省推动校服“一市一款”的排头兵。
然而，有数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沈阳市中小学校服网络投票链接出现漏洞，疑似有供应商刷票。网友介绍，投票无需实名，可以无限次投票，有款式1小时涨票几万张，存在虚假投票的现象。随后，“全市统一还能叫校服吗？”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据了解，该投票链接的技术支持部门系沈阳市教育研究院网络信息部。8月22日，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投票确实存在异常，但暂时不能定论这属于“刷票”。8月23日，沈阳市教育局发布公告称，网络投票阶段已结束，将进行技术分析检测，并表示，校服款式的确定和提供设计款式的厂家、生产校服的厂家是没有关联的。
该区域整体处于政策初期阶段：除沈阳完成投票外，其余城市均未进入生产环节；全省未发布统一管理办法，市级政策空白导致企业准入、质量监管等关键环节无据可依；部分城市如抚顺、盘锦的款式征集刚结束，尚未启动投票程序。这种“征集集中、后续滞后”的现象，暴露出流程衔接、政策实施、学生需求等方面的不足。
（四）其他区域：点状突破的缓慢进展
黑龙江、四川、湖北等省份呈现“个别城市试点”特征，整体进展缓慢。哈尔滨市虽发布管理办法并完成款式征集与投票，但尚未启动生产；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湖北省荆州市仅完成款式征集，投票环节尚未启动；重庆市则处于管理办法意见征集的最早期阶段，以“明确主体责任、强化家长监督、鼓励自主选购”为核心，为校服管理提供了一份兼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重庆方案”，跳出“一市一款”一刀切误区。
三、推进中的突出问题：制度缺陷与实践矛盾
“一市一款”模式在全国推广过程中，暴露出与地方实际的多重不适配，集中体现在决策机制、市场监管、教育功能等多个维度。
（一）决策机制形式化：投票漏洞与民主缺位
沈阳校服投票风波成为制度缺陷的典型案例。该市投票系统因未设置实名认证机制，导致“每个手机清除浏览器记录后便可无限次投票”，部分款式一小时内票数疯涨几万张，引发家长对公平性的强烈质疑。这种技术层面的“不作为”，既可能是筹备仓促的疏忽，也为供应商刷票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本应体现民意的投票沦为形式主义。
深层问题在于决策权的错位——校服新政明确“学校是校服选用主体”，但“一市一款”将决策权上移至市级教育部门，剥夺了学校和家长的实质参与权。这种“行政主导”模式与新政要求的“2/3家长同意方可更换校服”原则背道而驰。
（二）管理办法滞后：政策衔接的系统性缺失
从全国范围看，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发布严重滞后于实践推进。多地省级文件未提及“一市一款”，导致各地执行标准不一。这种“先推进、后规范”的路径，使得企业准入、质量监管、价格核定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依据。一方面，“政府入围零售”模式极易形成市场垄断，深圳2014年锁定21家供应商实质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另一方面，统一款式导致仿冒泛滥，2023年深圳21家授权企业中13家涉商标侵权，监管因销售网络复杂而失效。
对比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地方实践存在明显落差。2015年“校服新政”强调要“把握育人、市场、管理三个规律”，但多地推进“一市一款”时，既未建立家委会主导的决策机制，也未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反而通过“供应商入围”等方式强化行政干预，与“谁出资、谁采购、谁决策”的权利回归方向相悖。
（三）美育功能消解：文化个性的标准化压制
近年来，校服的美育功能和质量安全备受关注。互联网上对统一校服的审美批评呈现“一边倒”态势，互联网上对统一校服的审美批评呈现“一边倒”态势。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独立思考、个性鲜明的个体，强制统一校服看似消弭物质差异，实则可能扼杀学生表达欲，削弱审美与创造力，与创新精神和多元发展背道而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嘉祥外国语学校李将平认为，应在保障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学校和学生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让校服承载独特校园文化，而非成为标准化符号。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尊重差异、激发潜能，并非外在的千篇一律。
诚然，全市统一校服在遏制攀比、保障公平上有积极意义，但“一刀切”可能消解学校文化个性。湖南省石门县三圣乡河口学校刘斌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基础款+特色标识”的弹性机制：统一安全标准与基础板型以保公平，允许学校通过校徽、配色细节彰显特色。同时，让家长、学生参与设计投票，强化透明监管，既守住公平底线，又给文化个性留足空间。
“一市一款”模式的全国推广呈现出“政策热情与实践困境并存”的特征。各地实践表明：校服管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行政主导的“一刀切”统一难以适应我国区域差异大、教育需求多元的基本国情。或许，在校服真正回归“育人本质”之前，“全市统一还能叫校服吗”的讨论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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